人的年龄与死亡的距离成反比，与对死亡的认知则成正比。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面对愈来愈多的长者亲戚、朋友同事、旧交新知，或如风前残烛慢慢油尽灯灭，或如雪中青竹黯然腰断枝折，更有甚者似中弾飞鸟倏忽坠落时，对死亡的认知，就像暗夜里一架搁在床头的闹钟，那嚓嚓嚓的走动声愈失眠愈清晰可数，愈回避愈掸拂不去。

一

第－次零距离地目睹死亡是近三十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正开会的我突然接到乡下表兄的电话，他的父亲我的大姨父从山林队回家的路上被拖拉机撞了。待我赶到县人民医院，正待CT检查的大姨父外表没什么破相，神志也尚清醒，还向我讲述了被撞的经过。一旁的表兄说，大姨父刚被撞时并没觉得什么，还自己走了好－段路。然而CT出来的结果，不幸证实了医生的最大担心——內脏大出血。也就那么二三小时功夫，大姨父很快全身抽搐陷入了半昏迷。抢救室中大姨父最后一次醒来时，死死拉着我的手，“阿力，你认得医生，救救我，救救我。”面对大姨父绝望无助的求救，我当时并没有感觉死亡已近在咫尺，而是陷入了巨大的震惊。

震惊来自于大姨父从小在我心目中的深刻印象。七岁时便死了父亲给人放牛的大姨父是个特别能吃苦的人。无论是几十年起早贪黑在田里劳作，借债背债抚养六个子女，还是70多岁到山林队管山垦荒，以及晚年时刚提干的二表兄在部队突然因公殉职，他都从没叫－声苦，说过一句软话。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上世纪70年代，身为居民户的我家口粮十分紧缺，每年年关大姨父来送年糕是全家最翘盼的。每次为省几块钱的车费，已70多岁的大姨父挑着一百多斤年糕，翻萝岩山爬孝婆岭，一趟就得长走六七十里山路。有一次正遇下雨，大姨父挑着年糕到我家时全身上下都湿透了。但即便如此他匆匆吃一碗点心，即刻又返回了，“明天还得管山，不过夜了，不过夜了。”记忆当中大姨父不仅是父母一辈的榜样和主心骨，更是我们小－辈人心中一棵任何艰难都压不垮的大树。面对一生从没说叫一声苦、说过一句软话的大姨父，对一个小辈竟发出如此绝望无助的求救，陷于巨大震惊中的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作答。然而死亡并没有因我的不知如何作答放慢脚步，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紧紧握着大姨父枯藤般坚硬粗糙的手在我的掌心慢慢冷去。

如果大姨父的意外死亡，让我第一次领教了死亡的迅疾和残酷，那么父亲的死，则像一块嵌入骨头里去的弹片，让我时不时地品尝陈伤发作的酸楚和隐痛。

二

17岁就参加新四军浙东三五支队的父亲是个公认的老好人。这种老好人在父亲离休到四明山区的老家定居后体现的尤为鲜明。谁家的夫妻吵架了，谁家的孩子少点学费，谁家的老人上医院需托个人情，大凡这样的场合总能看到父亲捧着茶杯乐呵呵张罗的身影，以至父亲在老家定居虽不到五年，但若有外人去找，连六七岁的小孩子都会屁颠颠地领到我家门口。

在父亲离去已十三个年头的今天，思索和探究父亲性格的成因，成为我夜不能眠时惯常温习的一门功课。我想老好人是父亲性格的外在形态，其实质分明有点胆小怕事。事实上大凡是老好人的，胆小怕事是大同小异的性格基因。父亲的这种胆小怕事显然离不开他的身世和经历。作为昔日四明山区旺邑永和镇陈氏钉头店三代单传的独子，父亲的童年可谓衣食不愁，颇受溺爱，父亲能念到高小便是一个例证。然而13岁以后爷爷、父母的接连过世，让少年时代的父亲转瞬间由一个殷实人家的少爷公子，沦落成食不果腹的凄惶孤儿。为了能有一口饭吃，17岁时父亲就参加了家乡的三五支队，上了四明山。

三五支队的经历并没有炼成父亲水来土挡、火来水掩、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相反，那种颠沛流离、神出鬼没、朝不夕保的生活，更激发了父亲心底里能平安无事、能过上正常生活的祈求和欲望。因了这种性格，父亲没有参加“北撤”；也因了这种性格，五十年代初从绍兴军分区转业后的父亲，一直在虞北小镇一家棉花加工厂里做了几十年的保管员。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母亲到处打临时工，而棉花加工厂旺季的家属临时工是一块颇稳定的收入。然而僧多粥少，为了争一份临时工的名额，为了工种的轻松、艰苦，工人之间暗地较劲的有之、当面争吵的有之，甚至拔拳相向的亦有之，而作为建厂元老的父亲从未有这个胆气参与其中，所以最后落在母亲头上的不是最苦的工种就是干脆轮不到做。这种时候，父亲总这样劝慰母亲：“苦些、苦些，有做就好”，“今年人实在太多，明年我再去要求要求”。母亲四十几岁时在镇上的校办厂做临时工，被塑料压机中喷出的几百度高温的塑料烫伤了脸部，去上海医治后母亲的脸部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个严重的工伤事故放到现在，怕是个天都会翻转的事，当时有不少人怂恿父亲去校方要赔偿、要养老金，父亲嘴上诺诺着，但直到母亲被校办厂辞退，父亲一直未对校方说过一个字。

对父亲性格的真正认知和了解，应该是父亲患了癌症以后。那天上午很少来我办公室的父亲突然来找我。“阿力，我刚刚去体检，医生说肺部不大好，有块阴影。”惊谔当中我抬起头正与父亲的目光撞在一起。一刹那间父亲的目光里满是惊慌和无助、悲凉与讫求的交织，这样的目光不仅是我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更像一把尖刀深深剌痛了我。接下来的日子是一场既惊慌失措又忍重负辱，但注定了是节节败退的阻击。而在这场阻击战中，父亲的种种表现让我至今灸炙隐痛、愧疚唏嘘。

当上海胸科医院的专家让我们在手术和保守治疗之间选择，考虑到父亲一向瘦弱的体质我们最终选择后者时，满怀信心去上海的父亲只说了一个字，好。当二位医生朋友为父亲实施动脉插管介入，连续三次不成功被迫放弃时，近乎晕过去的父亲只是劝慰：我没事，我没事，试过了就行了。当我从富阳、金华等地背回一大袋一袋中草药时，明知仅是安慰的父亲总说，这个好，这个好，我吃中药习惯。病中的父亲最多说的就是二件事。一是医药费。国家已给我报销了十几万了，要是我们自己负担，早倾家荡产了。二是儿女。你们为我跑进跑出，肯定影响了工作，拖累你们了。从放弃手术到化疗失效，再到插管失败以至到仅是安慰性质的吃吃中药，节节败退的阻击中，父亲健康时的胆小怕事更演化为病中的逆来顺受。也因了这种逆来顺受，患病的两年多时间里父亲在我们儿女面前从未发过一次脾气，说过半句不满的话。父亲走后我常常思衬，当时是什么支撑着父亲竟能如此逆来顺受?现在细想起来，支撑父亲这种逆来顺受的分明是父亲善于知足和懂得感恩的心态、精神。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为人儿女者在初晓父母疾病之时，都是有一份初生牛犊不怕虎、誓与死亡一决雌雄的雄心的。然而随着死亡撒出一招比一招凶恶的杀手，抛来－根比一根狠毒的绞索，你的信心一点一点被扼杀，你的精神一点一点被消磨，自欺欺人的侥幸和无可奈何的麻木慢慢成了主角，你懈殆了、你适应了、你妥协了，甚至你还随时可为这种懈殆、适应和妥协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譬如对父亲，现在想来当初在手术和保守治疗之间不是不可以一搏的，在化疗和插管失败之后也不是没有更先进的治疗手段可以尝试，只不过我们需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承荷更多的压力和麻烦，所以我们也懈殆了、也适应了、也妥协了，而父亲的逆来顺受和善于知足、懂得感恩，更为这种懈殆、适应和妥协，注入了冠冕堂皇的强心剂、心安理得的骨水泥。

死亡真是一块嵌入骨头里去的弹片，除了让你饱尝亲人骤然离去时血淋淋的撕裂和灼烧外，更让你细品“子欲待而亲不在”的酸楚和隐痛。

三

最近的与死亡交手，是不到－年半时间里岳母、岳父的接连离世。

我的岳父、岳母是建国初期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他们一个18岁时从上海读完初中返乡就业，一个16岁时从绍兴城里考到我们县城的供销社。岳父参加工作时他在上海钱庄做襄理的父亲已经过世，家道已显中落，而我的岳母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别的不说，当年鲁迅先生家家道中落出售周家台门时，那买下周家台门的便是岳母的外公。

像他们众多的同龄人一样，岳父、岳母一生的命运和经历是和新中国的历程与曲折紧紧扭结在一起的。从“三反、五反” 到合作化运动，从“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从改革开放到企业改制，无论主动被动，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大的运动、时代变革他们从未能有幸游离其外。这样的经历也造成他们这一辈人与我们这代相比有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生活精打细算和办事严谨顶真。尤其是岳父、岳母先后在供销、商业系统做了几十年的会计财务工作，这种精打细算和严谨顶真近乎到了悭吝与刻班的程度，亦因此及至晚年，岳父、岳母与我们下辈之间始终有着一道若隐若现的簾子——家长的架子与威严。

而最让我们难以理解和不能释怀的是岳父、岳母对身体不适的隐忍能力，一种典型的讳疾忌医，似乎对医院和医生有一种天生的抗拒。岳母70岁以后患了高血压，有时实在拖不下去好说歹说去医院看了后，不出三天不是停了药就是换了药。她的固有理由有两个：凡药三分毒，能不吃尽量不吃；贵的不一定好，医院配的药一天要十多块钱，自己买的药吃一天只要二三块。去年六月岳父黄疸严重去医院急诊，付款时收款员吃了一惊，退休二十余年，岳父竟未用过一次医保卡。接下来打吊针，岳父颇不情愿地说，活了82年这是第一次打吊针。

更多的时候死亡就像一只血腥冷酷、铁面无情的魔爪，它不会因为你对身体十分重视、稍有不适就三天两头跑医院的敬畏而网开一面；更不会因为你自我感觉良好、能隐忍、甚至讳疾忌医的蔑视而有所顾忌。相反，讳疾忌医的蔑视，更让人在经受“百年柴薪一篷烧”的惨痛之外，陷于错失良机的痛疚不能自拔。屡屡换更便宜高血压药吃的岳母和82岁才第一次打吊针的岳父，在发现消化系统癌症后皆在不到十个月时间里就撤手西去，多少是个例证。

凭心而论，在岳母岳父患病治疗期间，我比父亲的患病治疗花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这一方面缘于岳父岳母没有儿子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更缘于人到中年特别是父亲离去后对亲情之珍惜的更深刻认知，对亲人死亡之伤痛的更真切感受。即便如此，相比岳母岳父在死亡面前对生的渴望和讫求，我的那份责任和担当，我的那种深刻和真切，其换来的作用恐怕连杯水车薪也很难算得上。在未患病以前，岳母岳父的讳疾忌医有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死怕什么，人都要走这条路的，我们以后若患了恶疾，你们一不要给我们住院，二不要手术、化疗，一把安眠药最好。然而当死亡的威胁真的降临之后，住了四个多月院的岳母从未说过一句要出院的话，在实施彼此隐瞒又彼此心知肚明的化疗时，也从未有过任何不配合的举动。而最初吵着只肯住一星期院的岳父，在临终前的半天，还清晰地对我说，你同医生说说，换种药试试。

都说死亡像一个鬼，凡活着的人都只有听说过没有真正遇上过的。所以当没有真正遇上死亡这个鬼以前，一切关于死亡的想法、态度以至宣言都是隔靴搔痒、三人市虎，都只可姑妄听之、当不了真的，俗子凡夫是如此，伟人英雄亦皆如此。譬如我的岳母岳父，他们对生的那份渴望和讫求，至少让我明白：三天两头跑医院也好、讳疾忌医也好，其实都不过是能够活着或活的长久一点这枚硬币的两面。人性哪怕最复杂，在死亡面前皆一如赤子。

相对死亡，活着真的是世间最珍贵万分的东西呵。

四

如果说也算油尽灯枯的长辈们的死亡，像一部恶毒的电视连续剧让你慢慢受虐于冷暴力的话，那么那些似中弹飞鸟倏忽坠落的同辈或亲朋的死亡，更似一出惊悚的微电影，让你惊悸于意外的恶噩中颤栗不止。这样的遭遇和事例，对很多人来说恐怕都绝非一起、二起的。

就在刚刚过去的甲午大年三十，我昔日的一位同事从住家的六楼一跃而下，而此前三天的十二月廿七，我还在他的办公室一起聊孩子、聊过去共事时的往事。从事了十几年电脑技术工作的这位同事是一个内向的人，平时除了钻研业务也不大善于与人交流。然而内向和不大善于与人交流并不等于一跃而下的理由，当抑郁症成为愈来愈多的一跃而下式死亡的共同代名词时，探究死亡背后的真实动因，或许比接受死亡这个事实并不来得轻松或少些惊心动魄。

近一年前，我的一位敬重的领导在出差浙西某县之时，突发心源性猝死。俗话说死者为大，何况他正当壮年，然而坊间的褒贬很让人有点如鲠在喉的冲动。个人的话语权本是盖棺定论的题中之义，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但在评说一位死者的功过时，且不说死者为大，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道理至少还得遵循。死亡也真得像一块寒光可鉴的试金石，在鉴定死者功过的同时，对生者的道义和良知，何尝不是一种渗入灵魂里去的拷问。

人的年龄与死亡的距离成反比，与对死亡的认知则成正比。当愈来愈多的死亡或如黑夜里陨落的残星、或如激流中沉没的病舸、或如风雪中断裂的枯枝，在你眼前、在你身边、在你周围既周而复始又杂乱无章地发生时，对死亡的认知，就像暗夜里一架搁在床头的闹钟，只是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惊心动魄的闹铃声，何时骤然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