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颇认真地看了两件文艺作品，一是韩国的电视连续剧《密会》，一是王跃文新出炉的长篇小说《爱历元年》。一韩一中、一画面一文字，两者都讲同一个问题——忘年恋。《密会》是一个近40的女钢琴导师兼财团董秘爱上20岁的男钢琴选手，《爱历元年》则是50多岁的男作家与35岁的晚报女总编的情感纠葛。虽然两者的人物、故事和结局都不同，但一方已成家一方仍单身的婚外恋桥段如出一辙。

忘年恋又加上婚外恋，这与正常的恋情比起来就像拿着棒球棍打网球一样，搏弈得有点不讲路数了。要命的是在这样的弈中，一方拿得是棒球棍，一方持的依然为网球拍，规则与人性、差异与程式、理性与肉欲，如此多重的纠缠对抗、融合撕裂里，故事不由得变得惊涛骇浪、活色生香了。

我总觉得一个编剧也好，一个作家也好，写忘年恋或婚外恋是一把双刃剑（忘年恋的其中一方又往往是婚外恋）。原因十分简单，一方面展现此种恋情的奇特、沉醉乃至美好既是初衷，也是作品得以成立的审美基础；另一方面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评判、抨击以至鞭笞是惯有的动作。于是作者须做的便是努力寻找能平衡两者之间的支点，说穿了就是寻找忘年恋或婚外恋得以成立又让人认可的理由，尽管这样的理由大多不乏勉强。《密会》的理由是“拯救”。女钢琴导师对男钢琴选手钢琴演奏技艺、潜力、天赋的“拯救”，男钢琴选手对女钢琴导师情感、良知、生命活力的“拯救”。相比《密会》，王跃文《爱历元年》的理由就不那么高明了。在《爱历元年》中，王跃文设计了另外一个桥段，让男作家的妻子，一个已到中年的大学图书馆长，与小自己近20岁的男同事同样陷入于忘年恋与婚外恋之中。这样近乎调和的理由貌似能让人释然，但骨子里分明是对写作初衷的偏离或背叛。

但我不相信王跃文会如此低能，反复寻找另外的理由，两个字“亲人”不经意间跳了出来。《爱历元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男作家与女总编每次做爱后都会仔细、体贴地抚摸、按摩女总编的脊背。又一次仔细、体贴的抚摸、按摩中，女总编俯在男作家的耳边说出意味深长的两个字：“亲人”。 30多岁的离异单身女性，就像一块煎得半熟的牛排一样，外表虽已有了成熟的坚实和沧桑，但切开来内心的凄惶和脆弱还多少带着几缕生涩的血丝的。女总编的一声“亲人”，既有单身女性对异性体贴、爱抚的享受和感激，又有对比自己大20来岁男人近乎父爱的依恋和索求。这一声“亲人”对许多读者来说，尤其对人到中年的男性读者来说，恰如观音瓶中滴落的一滴仙水，其虚荣性的渗透、膨胀和情感杀伤力的洇漫、侵蚀皆缘此而因果了。其实对中年的男人来说，在年轻的女性面前乐于充当不是父亲的“父亲”，既是性别潜意识中的一份角色饥渴，更是的一块点铁成金的情感结石。如果说《密会》的“拯救”多具理性的鲜亮和锋利，那么《爱历元年》的“亲人”更具感性的软绵和盅惑。

就像忘年恋大多无疾而终一样，在诸多忘年恋作品中，中年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主角。与中年男性好以扮演“父亲”不同，在忘年恋中，中年女性往往更多地耽于肉欲的沉醉（《密会》、《爱历元年》包括美国影片《忘年恋》皆如此）。这也是诸多忘年恋作品最让人抨击和耿耿于怀的地方。这种恰如罂粟般美艳的沉醉，既缘于中年女性“青春不再”的渴望和绝望，更充满着被时时切割的犯罪之痛。所以对陷于忘年恋中的中年女性来说，“拯救”无非是自欺欺人的幌子，“沉醉”更是一针提前挥耗生命能量的激素。相对于中年女性而言，我更趋同中年男性的作派，尽管对陷于忘年恋中的中年男性来说，“亲人” 说穿了也不过是一根被牵了任其左右的牛鼻绳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