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江浙的苏锡常、杭嘉湖、宁绍温等地方来说，上海就像被簇拥着的一艘大轮船，虽有水面阻隔，但她所犁出的航道、溅起的浪花、闪亮的灯光以至挥舞的旗语、飘荡的歌声，无疑能顺着风贴着水，或潜以默化或风生水起地渗透、侵漫、熏染和感化的。亦因此，“去上海”成为这些地方百姓几代人信念的酵母，俟稍有一点点条件，便热烘烘地膨胀起来。

吾乡绍兴上虞，对此亦如是，且形成了三个“去上海”的高潮。一是上世纪一二十年代至抗战前，亲带亲、邻荐邻地去上海做生意、当学徒、跑单帮，几乎成为闯荡世界的代名词；二是上世纪的八九十代，以从事建筑业为标志，鼎盛时期，整个上海滩中上虞的建筑队伍多达十万人；三是高校取消毕业分配制度以后，填志愿选大学，北、上、广三地中上海占压倒的优势，且毕业以后重返家乡的寥寥无几。有如此三个高潮作根基，吾乡20多万户家庭中，在上海有老亲新戚、儿女兄妹的几占20%左右。受此乡风洇漫，我女儿也未能脱俗，高考分数高出“浙大”一大截，却认准了死理非读“上外”不可。

未能脱俗的当然还有我们夫妻两个。考虑到女儿已读“上外”，终究要做上海人，也像周边儿女在上海的同事、朋友一样，女儿尚未毕业，便化百万余元钱在浦东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边，买了一套70来平方的酒店式公寓，算是为登上上海这艘大轮船的女儿拿了一张船票。

北蔡的成山路博华路一带，虽然开车到陆家嘴不用20分钟，7号线地铁和公交线路亦称得上便捷，但走在马路上，很少能看到原住的上海人，十有七八是河南、安徽、四川的各式打工者和像我女儿这类已买了或租了船票的“准上海人”。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天傍晚为买一个打火机，我从博华路南端向北走了二十来分钟，除了那些河南人、四川人开的建材铺、小饭馆、旅社、小吃店，愣是找不到买个打火机的小超市。印象更深刻的还在于那些河南、安徽、四川的打工者们，他们或三五成群地簇拥在小饭馆、小吃店的里外聊天、吃喝，或男女老幼地在建材铺、旅社门前打牌、玩耍，那份心定神闲的熟稔和随心所欲的恣意，大有我的地盘我作主、早把他乡作故乡的主人感。亦因此，我对“谁是上海人”这一问题，忽然有了欲罢不能的纠结和挣扎。

史料介绍，上海自1843年开埠，85%为外来移民。在1940年代，来自江苏、浙江的都超过了一百万，广东、安徽、山东各有10万以上，湖北、福建、河南、江西、湖南亦各有1至3万。作为最大的“全国城”，海纳百川的包容与结缘全球的开放，既是上海之所以能成为上海的重要原因，也是海派文化的主要特征。但即便如此，缘于各种因素，无论是与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外地人，还是一部分上海人，对“谁是上海人”这一问题，并非如飞鸟从天空掠过那般不留痕迹，而是像潜在水底的油珠，注定了要冒出水面来并时不时泛洇一片的。这样的泛洇在上海人到外地旅游、做客、出差时体现的颇为显性，“诺，上海人。”附带着还有手指的直接指点。而外地人在上海乘公交、买东西、逛马路时同样不乏能感受隐性的泛洇，“哂，乡下宁。”音调虽不高也足够你听得分明。而另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是，老一辈的上海人中，到外地就说我是上海人，在上海则喜欢说我是宁波人、绍兴人、扬州人的并不在少数。这样的双重身份认同，对廓清“谁是上海人”，更添了一份复杂和纠结。

其实，对于判别谁是上海人，也有一个十分直接的方法，那就是所说的语言。“谢谢侬，谢谢侬噢。啥辰光叫小姑娘到阿拉屋里来别相。”曾与已故去二年多的沪上著名女作家程乃珊老师有十几年的交往，每次与程老师通话，她那一口腔糯音甜的上海话，将海派文化的滋味和风韵，体现的淋漓尽致。也有相反的，譬如吾乡有些在上海搞了二三十年建筑的小老板们，偶尓遇在一起，半是方言半是上海白的语言，上海人听不大懂不说，最后弄得连上虞人也要请翻译了。

当然凭所说的语言判别谁是上海人，方法虽直接，但不乏有点简单和肤浅了。真正有把握和货色的判别，读读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程乃珊的“上海TASTE”、“上海FASHON”，包括刚刚获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的《繁花》，当是不错的选择和得益。而《新民晚报》不时推出的“上海闲话”专版，既系统爬梳上海话的来历、变异和时代沿革，又个体解剖上海话的指向、含义和使用场合，其活色生香的知识绍介和烟火浓重的生活气息，不仅对判别谁是上海人，乃至对无数欲圆“做一个上海人”梦者，皆是殊为难得了。

或许有人会说，在世界都成为地球村的今天，再纠结和探究“谁是上海人”，颇有点“九斤老太”式的不合时宜了。话虽有理，但我想说的是，对微观层面的个体而言，由外地移民而成约定俗成的上海人，昔日二三代人的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谁说不是充满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奋斗，天不我待的机遇、时势，以至不堪回首的失败与挣扎。这个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作为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另一种解读，过去存在，现在以及将来依然会同样存在，无非时间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而对宏观层面的城市而言，如何对这个由“时间换空间”的过程，给予更多的制度惠泽、人文关怀以及文明引领，这或许也是海派文化发展进步中一个不应忽视的任务。

令我们夫妻大跌眼睛的是，女儿毕业后在浦东汤臣大厦的一家银行里仅仅干了三个月，便死活回浙江了。她给出的理由是“既听不懂上海话，也不会说上海话，无法和客户打交道”。对比女儿，想想博华路边那些或三五成群或男女老幼聊天、吃喝、打牌、玩耍的河南、安徽、四川的打工者们，我最大的收获是对“不懂不怕、半懂半怕、全懂全怕”这句老话，有了更新也更宽活的理解。